平息风波，迎接华教发展新时期

【特约评论／方山】华社极为关注的新纪元学院风波（新院风波），已经持续吹袭了半年，期间波涛汹涌起伏，至今仍未见归于平息。其实，从整体上看，不管是卷入纷争的叶新田或是柯嘉逊的双方人士，原本都是支持华教的力量，由于双方的大多数容易陷入个人之间的斗争，以致出现了“挺柯”和“挺叶”的两种群体的对立，无论如何，这还属于内部矛盾的性质。

不过，有需注意，到了近日来，竟有卷入纷争者把对方视为敌人并爆出了连声叫骂，显然，情绪已经趋于失控，新院风波若恶化升级，就有可能演变成为敌对矛盾，以致产生华教力量甚至华社内部的分裂，使亲痛仇快。为了避免最终导致这种不幸局面出现，各方都有责任控制情绪，适可而止：

一、各方群体与人士都应冷静自制，以大局为重，让与新纪元学院各方遵循民主原则，情理兼顾地消除分歧，尽快平息风波。

二、新纪元学院是华社全力支持的高等教育机构，且正在申办成为大学，其前景是可喜的。担负主持“学院及申大”重任的董事部为此呕心沥血、任劳任怨，赢得美誉；新院教职员对发展华教和新院作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劳苦功高。基于此，双方应该以理性及成熟的态度见好就收，停止内争与内耗，在爱护华教大前提下、为致力于培养爱国爱民的高等教育人才而作出更大的贡献。           
      
迅速平息风波，不应单是息事宁人，大家更要认清当前华教发展已进入一个新时期，所有支持华教的力量，都要加强团结，自觉地肩负起不容推卸的历史使命。

为此，让我们审视一下我国争取独立及建国以来，华文教育经历了哪几个发展的历史时期：

第一个时期

1950年代及整个1960年代，护根运动（母语教育－火炬运动－捍卫华小）是主旋律，是以后华教运动的理论和实践的基础和发端。在这场轰轰烈烈的运动中出现了董教总，也涌现了“族魂”林连玉及沈慕羽等等风云人物。有需注意的是，这期间也爆发了“反对改制”（反对华文中学改制）运动，深具影响力。
    
第一个时期的主要问题在于团结华族上下，以对抗英殖民当局的奴化教育政策，及反对奴化教育政策在变换名目下的延续。

第二个时期
      
踏上1970年代，独中复兴运动引领风骚；接着是1980年代统考制度的确立与完善。这期间董教总继续发挥主导作用，涌现出来的风云人物有胡万铎、林晃升等。值得注意的是，本时期在维护民族教育及独中建设上取得了优越成果，也对改制华文中学起了牵引作用；但在申办独立大学上遭遇挫折。此时期也有“政党参与”之举，惟曾引起争议。

第二个时期的主要问题，在于与执政当局的单元文化教育政策展开对话和抗争。

第三个时期（当前时期）

从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是华教运动从基础教育，中等教育向建构高等教育完整体系冲刺的历史时期，其任务艰巨而光荣。

与中港台传统中华文化教育的发展道路截然不同，也与日朝越的传统中华文明同本身特色相结合的文化教育的发展道路明显有别，我们马来亚及现在的马来西亚华文教育运动，是在多元公民社会的框架内，争取族群应有的、包括建构高等教育体系的权利，这是属于普世公认的基本人权的范围。

在争取建构高等教育体系的权利的当前时期，我们面对着许多挑战，其中主要有以下两个：

一、全球化的挑战──英文居于压倒一切的地位；但也应看到在全球化趋势中，华语华文的地位也在逐步上升，并已经占有一席之地。

二、国内的挑战──执政当局在多元公民社会里长期极力推行单元化政策，但也应看到多元社会与单元化政策的矛盾越来越难以调和，单元化政策正在走向其反面而让多元化政策应运而生，这必将反映到文化教育层面上。

上述两个挑战都是相互联系，却又各具有其两面性的。

就全球化的挑战而言，其实不单是语文问题，深层的问题还有文化思潮。既有西方腐朽、极端个人主义思想意识等等的侵袭、泛滥，也有西方先进科学文明、社会思想的影响和吸收，以及在这种情势下，本土民族优良传统文化的传承、革新等等的取舍、冲突和演化问题。华教的高等教育不是世外桃源，要迎上全球化浪潮。

就国内的挑战而言，多元化有利于各族群（如华族）在文化，更何况在经济、政治等领域的发展；也有利于多元公民社会的互相尊重、友爱团结、和谐发展。因此，在建构华教高等院校的宏观工作中，既要顺应世界多局化的发展趋势，也要在国内文化教育政策单元化、多元化的消长矛盾中，促进矛盾向有利于多元化方面发展。

无论如何，敢于面对挑战就能取得转机和生机；当前华教运动在发展高等教育上，确是机不可失。

强调党派色彩，必须三思！

让我们回头来看看新纪元学院的设立及申办大学，可说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但这次爆发风波，说明了新时期出现了新问题，也反映了一个深层的原因──办学理念的争论：一方认为必须突出政治，以便把高等学府办成搞社会运动的政治平台；另一方则主张包容各种思潮，钻研各门学术的高等学府理念，采取“关心政治，超越政党”的华族本位的务实路线。

谈到办学理念，首先应给新纪元学院或今后申办成功的大学端正定位。这里是高等学府，不是政党组织也不是派别团体，有需超越党派。正如上面说到的华教发展的第二个时期，曾在“政党参与”上引起争议一事，这个经验应该得到重视。当时是藉“华教界”及“华教人士”之名，在学府之外，参与政党政治原属公民权利，无可厚非，有“打入国阵”的，也有投身在野党的，但结果并不如意。当今，如果想在学府之内突出政治，甚至强调建立党派色彩的行政团队，以此开展“社会运动”，其后果将会如何，必须三思！

作为华教高等学府，它负有重任包容各种思潮，钻研各门学术，包括推广华族文化教育传统，开发高层次的文明教育内涵，培养爱国爱民的高级知识人才。这样的目标和理念，加上“关心政治、超越政党”的务实路线，必然能通过教学和学术活动，起到促进国内社会运动、政治运动朝向符合人民利益的大方向发展。例如中国的北京大学等，对中国的社会运动、政治运动，特别是对五四运动，发挥了重大作用和影响，但都不是作为政治平台而设；只有文革时期是这样，但很快得到“拨乱反正”。

民办高等学府可发挥的作用

诚然，事物没有绝对的“是”与“非”，但务实路线在建构民办高等教育体系的现阶段，有其合理性和生命力，能够发挥以下的作用：

一、凝聚华社各阶层各方面的力量。华社有着各种宗亲、乡亲、行业、联谊、文体、武术龙狮、气功修养等等繁多的社团组织联系网络，各种党派思潮、宗教信仰都有；但华社有个凝聚中心，即祖先恩德不能忘，教育事业不能丢。今天，以华族为本位，务实地兴办高等教育，最能凝聚华社各阶层各方面的力量。这与“机会主义”或“去政治化”，不能划上等号。

二、争取朝野各种力量（包括来自执政的国阵、民联，在野党，非政府组织，友族人 士）的支持。前面说过，在华教运动中发展高等教育，是在多元公民社会中，争取与捍卫族群的基本权利。因此，它有需在不与各族所磨合认同的现有体制（不一定完全合理）相对抗之下，尽量减少阻力，积极争取扩大办学的活动空间，创立高水平一流大学，才不会辜负华社总体的热望。

在为此目标而奋斗时，要灵活运用既有“争取”又有“妥协”的两手，不能“一概不妥协”。要知道，即使华教运动过去在为基础教育、中等教育而斗争的激荡时期，前辈们也不是抱着“一概不妥协”的态度。其实，“一概不妥协”，很难说是“硬骨头”，在很多时候它还会有反效应，不能顾全大局，无法忍辱负重。朝野党派支持民办学术机构，是体现它们“亲民”的重要一环；然而它们必须尊重民办学府“超越党派”的特质，不得在校园搞党派政治；至于具有特殊党派背景的董事、教职员、义务人员，如能自觉地在校园工作服务中“去党派政治化”，为民办高等学府的健康成长而尽力，应受到敬重。

三、民办大学应由民间相关团体护航，这是理所当然的，也是必要条件；但有些情况需要认清，在我国华教运动中，董事、商人向来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之所以如此，有其历史及现实的原因。他们把慷慨捐献兴办华教，视为本身的责任和成就、家族的荣光，这在世界上其他民族是少有的。现在的问题是，董事、商人等，在“建校”上内行，在“教学“上可能外行，因而出现办学问题。

其实，民办教育是全民各阶层各方面取长补短、群策群力的事业，出现问题甚至风波，只是家内事，可通过协商、建立和完善制度、分工合作加以解决。目前有一种观点，抓住个别董事、商人的弱点不放，大作“阶级分析”文章，说什么资产阶级办学的钱有“铜臭”，必须抵制；或说什么董事、商人等等，管筹钱就好，其他的不要来“插手”，否则就扬言要与之斗个没完没了等等，显然这些都是不成熟的片面观点，有需扬弃。

教育事业归教育事业，特别是民办高等教育事业，要让全民去关注和督促，更要让相关的民间团体去护航。“党派论”、“阶级说”都不应对华教高等教育事业造成干扰，否则，必然导致缩小甚至分裂华教力量，不利于华教未来的生存和发展。

目前，维护、发展华教的一个中心工作，在于尽快平息新纪元学院风波，让大家为迎接华教发展的新时期、为创建一流高等学府的目标而共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