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大革命系列（二） 【本刊梁志华撰述】正如之前所言，推行了40年的新经济政策（NEP）不仅没有达到原本的财富重新分配目标，反而因为这个机制所衍生出来的寻租契机，而造就了一批新生代企业大亨。这些企业大亨透过这些寻租活动，成功创造了巨额财富。总体而言，在新经济政策框架下缔造的新一代富豪，其致富源头大致上可以分成几种。  其一是与巫统政治权力核心关系密切，并具有政治影响力的土著与非土著企业大亨。这类富豪与巫统最高权力核心之间，有着极其复杂的伙伴关系。他们是政商勾结体制下的盟友或朋党、是巩固政治权力的经济源头（包括政治献金），甚至是马来政治权力的经济利益代理人。
这些企业大亨与巫统高层领袖建立密切关系，与执政党和政府控制的公司打交道，从这些关系中获得新经济政策下的寻租利益，包括各种私营化计划、特许经营执照、政府工程计划等。 一些经典的例子包括陈志远（Vincent Tan）、阿南达（Ananda Krishnan）、林添杰（Lim Thian Kiat）、曾德发（Dick Chan Teik Huat）、哈林沙岸（Halim Saad）、旺阿兹米（Wan Azmi Wan Hamzah）、阿兹曼哈欣（Azman Hashim）、达祖丁（Tajudin Ramli）等。（备注1） 私营化计划的寻租契机 其二，是在政府的私营化计划下寻租（Rent-seeking）的企业家。其中一类是与执政党巫统关系密切，利用新经济政策下的土著扶持政策所提供的寻租契机，瓜分私营化计划的马来机会主义者；另一类则是在新经济政策下，借用与马来人之间的商业结盟关系，来获取私营化计划入门票的非土著企业家。 从私营化计划中受惠的马来与非马来企业包括：  水供私营化计划：商峰（Puncak Niaga Bhd）的罗查里（Rozali Ismail）、金务大（Gamuda Bhd）的林云琳、净水联盟私人公司（Sweet Water Alliance Sdn Bhd）的旺阿兹米（Wan Azmi Wan Hamzah）、联熹（Ranhill Bhd）的韩丹（Hamdan Mohamad）等。
独立发电厂私营化计划：杨忠礼机构（YTL）的杨忠礼、丹绒（Tanjong Ltd）的阿南达（Ananda Krishnan）、马拉卡（Malakoff Bhd）的赛莫达（Syed Mokhtar AlBukhary）、云顶集团（Genting Group）的林梧桐等。 港口私营化计划：柔佛港口（Johor port）与丹绒柏勒巴斯港口（Tanjung Pelepas）的赛莫达（Syed Mokhtar AlBukhary）、西港公司（Westport）执行主席贾纳林甘（G. Gnanalingam） 收费大道私营化计划：金务大（Gamuda Bhd）的林云琳、WCT公司的陈锦华、玲珑集团（Renong Group）的哈林沙岸（Halim Saad，现为官联公司马友乃德，UEM group）等 其他私营化计划：普腾汽车（Proton）的雅哈亚（Yahaya Ahmad）、马航（MAS）的与达祖丁（Tajudin Ramli）、赛马博彩（Pan Malaysian Pools，大马彩）、收费寰宇电视（Astro）以及东亚卫星（Measat）的阿南达、士乃机场的赛莫达等。 无本生意快速致富 其三，是通过政府给予的特许执照而发达的企业家。这些特许执照很多时候是一门无本或低本生意，拿到执照的人等同于获得一盘稳赚不赔的生意。  这当中包括获得万字博彩执照的陈志远、阿南达，以及林添杰、获得伐木执照的张晓卿、获得白米进口垄断执照的赛莫达、获得汽车进口准证（AP）的纳沙集团（Naza）创办人纳斯慕丁（SM Nasimuddin SM Amin，右图）等。
第四，是通过与马来资本之间进行策略结盟，利用这些马来资本的雄厚资金来建立商业王朝的企业家。林云琳掌控的金务大（Gamuda）、 刘启盛掌控的实达建筑（SP Setia）、钟廷森掌控的金狮集团（Lion Group）等，都是以华巫策略结盟方式，创造本身的财富。 这些马来资本包括政府投资臂膀国民投资公司（PNB）、机构型基金如朝圣基金或武装部队基金、巫统控制的企业如Fleet Group，以及个人马来富豪如达因（Daim Zainuddin）、阿兹曼哈欣（Azman Hashim）等。 最后，还有一些是与政治权力核心有直接亲属关系，从而顺势崛起成为当代耀眼的企业家。这包括肯加纳石油（Kencana Petroleum Bhd）的莫扎尼（Mokhzani Mahathir，马哈迪之子）、斯可米集团（Scomi Group）的卡玛鲁丁（Kamaluddin Abdullah，阿都拉之子）、联昌国际银行（CIMB）的纳西尔（Nazir Razak，阿都拉萨之子，首相纳吉胞弟），以及曾经以27岁之龄，用马币12亿元并购七家上市公司的林熙隆（林良实之子）。 这还没包括那些在官联公司（GLCs）担任管理高层，身价从马币百万到千万元不等的“马来企管精英”富翁。这些所谓的马来精英，都是在新经济政策下，政府所实行的土著扶持策略中的既得利益者。（备注2） 适者生存的游戏规则 简单来说，在这个新秩序下，只有懂得游戏规则的人，才能继续生存下来，并从中创造财富。更重要的是，越能够掌握游戏诀窍，并把这些技巧发挥得淋漓尽致的人，就能够搜刮更多的财富。这方面的各族经典代表人物是陈志远、阿南达，以及赛莫达。 从上述的例子可以看到，无论是私营化计划、特许经营权、执照或准证，还是政府工程计划，都会看到这三个巨富的影子。这基本上解释了，为何11名巫裔富豪所掌控的40亿美元财富中，即赛莫达一人具独占了42.5%（或17亿美元）。同样地，四名印裔富豪控制的90亿美元财富中，有高达90%（或81亿美元）操控在阿南达的手中。  事隔40年，现任首相纳吉在今年三月推出新经济模式（NEM），试图架构出一套属于他的时代的新秩序，并通过第十马来西亚计划来落实。这套新经济模式是否将推翻其父亲阿都拉萨（Abdul Razak）在1971年通过新经济政策架构的新秩序，重新开创与建构一个全新的经济局面呢？
答案恐怕令人失望：不太可能！ 纳吉尝试在第十马来西亚计划下，重新调整官联公司的角色，即从主导经济转为支援私人领域，并且逐步撤出无法加强价值创建的领域。这包括逐步减持非核心和无竞争能力的官联公司资产。同时，官联公司会继续积极推动特定策略领域，以便降低门槛和刺激私人投资。 此外，政府也将推动第二波的私营化计划，涉及对象包括财政部有限公司（Ministry of Finance Incorporated）旗下多家官联企业，包括国家印刷有限公司（Percetakan Nasional Bhd）、CTRM Aerocomposites私人有限公司、Nine Bio私人有限公司、以及Inno Bio私人有限公司。 另一波财富大革命 然而，纳吉政府在第十计划内继续保留新经济政策的土著扶持元素，再加上减持官联公司股权、脱售非核心资产，以及新一轮私营化计划的巨额利益诱惑，不仅无法彻底改革过去40年来的资源错误配置与财富不均问题，反而将会继续营造与鼓励更多的寻租活动。  实际上，这些在新经济政策下尝到甜头，这些年来在国内面对业务扩张瓶颈的企业大亨，纷纷对纳吉政府的“市场自由化”政策虎视眈眈，期望在减持官联公司股权、脱售非核心资产，以及私营化计划中分得一杯羹，再次掀起另一轮的财富大革命。
其中，政府将释放官联公司股权的消息传出后，赛莫达与纳斯慕丁（Nasimuddin S. M. Amin）创办的纳沙集团（Naza）就率先传出有意收购普腾汽车（Proton）的股权。【点击：官联公司纷纷抛售股权 股权争夺战即将展开！】 另一方面，新加坡《海峡时报》也在一篇报道中，点名南北大道（Plus Expressways）与流动电讯亚通（Axiata），已经被深具影响力的本地企业家盯上。 被指与哈林沙岸（Halim Saad）掌控的前大财团——玲珑集团（Renong Bhd）关系密切的Asas Serba私人有限公司，以及赛莫达分别开出以500亿元和450亿元的收购价，向政府建议并购包括南北大道在内的所有收费大道。【点击：传赛莫达开价450亿收购大道 南北大道获建议书未正式谈论】 寻租游戏继续上演 此外，由林云琳掌控的金务大（Gamuda Bhd），较早前趁着联邦政府与雪州政府针对雪州水供资产重组计划僵持不下之际，趁机宣布出价马币107亿5000万元，希望吞下雪州所有水务资产。【点击：金务大献购雪州水供资产 为水务领域重组再添变数】  作为交换条件，其子公司SPLASH将成为雪州唯一的水供服务营运与保养商，并获得30年的特许经营权。金务大握有SPLASH的40%股权，而其余则是雪州政府投资臂膀KDEB（Kumpulan Darul Ehsan Berhad）与旺阿兹米（Wan Azmi Wan Hamzah）分别持有30%股权。
与此同时，赛莫达（左图）与林云琳也从纳吉政府重组公共交通领域中看到寻租契机，通过旗下公司MMC机构与金务大，向政府提出总值马币360亿元的大众捷运基建计划（MRT）。【点击：500亿元打造捷运系统 两三周内提呈内阁讨论】 另外，由郭令灿掌控的丰隆银行（Hong Leong bank）也趁着国库控股（Khazanah Nasional）和其他大股东有意脱售非核心资产——国贸资本（Eon Capital）之际，出手并购后者的资产。 同时，在国库控股宣布脱售其在马来西亚邮政公司（Pos Malaysia）的32.21%股权后，据悉已吸引高达11个单位的兴趣，其中包括西港公司（Westport）执行主席贾纳林甘（G. Gnanalingam）、赛莫达控制的多元重工业（DRB-Hicom），以及托尼费南德斯（Tony Fernandes）控制的（Tune Group）。 政经利益难以切割 基于执政政府的实权政党——巫统与这些寻租人在过去40年的新经济政策下，已经建立起一种不可切割的政商利益关系。因此，在政治与经济利益考量下，新经济模式的推动，不会让经济世界里的这些“恐龙”消失。相反地，这些新时代企业大亨将继续在新经济模式架构的新秩序缝隙中，继续其寻租游戏。 正如著名经济学者佐摩（Jomo K.S）与葛梅兹（Edmund Terence Gomez）在《马来西亚政治经济：政治、庇护及盈利》（Malaysia’s Political Economy: Politics,Patronage and Profits） 一书中指出，由巫统领导的政府与新一代寻租资本家架构成的政经利益关系，这促使政治领导人趋向于提供更多的租金（Rent）给这些寻租资本家，并保护他们的利益，以便扩大其政治与经济回酬。 在一个高度集权的马来西亚政府体系内，加强私人领域的利益，尤其是那些与政治关系密切的寻租企业家，在未来很大可能将继续整合，甚至扩大这些寻租人的经济利益与财富累积，而不太可能面对财富递减的情况。 备注1：参考Edmund Terence Gomez and Jomo K.S., Malaysia’s Political Economy: Politics, Patronage and Profits 备注2：参考《马来西亚商业》杂志（Malaysian Business）的2009年度官联公司董事薪酬排行榜 点击： 财富大革命（一）新经济政策缔造新富豪时代 四十年新秩序掀财富大革命
财富大革命（三）贫富悬殊趋向两极化 富豪可否以财富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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