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梁康撰述/苏晓枫摄影】声援新加坡死囚杨伟光运动引发民众对于废除死刑出现褒贬不一的舆论争议，然而，也同样唤起社会开始更理性地反思死刑制度衍生的种种问题，包括国家社会安全、死刑与罪案的关系及司法与执法的公正性等；并且反省奉行“杀一儆百”的死刑制度，未来将会造就怎样的社会。
 “杨伟光后援会”、隆雪华堂民权委员会及《独立新闻在线》昨晚在隆雪华堂楼上讲堂举办“用死刑杀一儆百？——从杨伟光事件谈起”座谈会，四名主讲人是：“杨伟光后援会”协调员饶兆颖、时事评论人唐南发、宗教学者郑庭河及台湾废除死刑推动联盟执委杨宗澧，主持人则是民权委员会委员廖秋怡。主讲人从法治、人道及宗教等多方面角度探讨杨伟光事件衍生的问题。
关于救或不救杨伟光的问题，饶兆颖表示，从声援杨伟光运动展开以来，她就接到不同的声音，甚至会有人责问为何要为像杨伟光这样的贩毒者请命。
“其实，并非大部分人对于死刑的态度都是极端的，即完全反对死刑或赞同废除死刑，而是处于中间位置，并没有很坚定的立场，他们愿意衡量，这是犯下什么罪行，是否有悔改之心等因素，才决定是否给予支持。”
 饶兆颖（左图）也重申，针对她为何替杨伟光请命的原因，她已在《独立新闻在线》的评论中交待。【点击：为什么我要为杨伟光请命？】
从台湾远道而来的杨宗澧也分享该国的经验，他指出，即使通过民意调查，也无法看出民众对于死刑的真正态度，以台湾为例，会有七至八成的民众支持死刑，但是，换一个方式提问，即能否以无期徒刑及不准假释取代死刑，则会有53%的受访者支持，再问及是否认同悔改的死囚能够假释，赞同人士又会跌至剩下35%。
他也说明，台湾的死刑是针对暴力犯罪，即杀人，而贩毒在该国并非判处死刑。
他指出，即使是已废除死刑的欧盟，例如以德国而言，若今天向德国民众进行民调，赞同死刑的民众仍然还是属于大多数，特别是一旦有重大刑案发生时提出死刑，赞同死刑的民众更是直线上升。
“但是，值得深思的是，为何欧盟国家，如德国在民意普遍不认同的情况下仍然还是废除死刑呢？原因在于政府有责任走在文化价值的前面。”
犯罪攸关社会条件
唐南发也补充，为何英国会在50年代毅然废除死刑，这是因为英国很多法官觉得法律不合理，没有考虑到罪犯的家庭背景、教育程度和思想成熟度。
他说，很多英国律师在争取生存权利的案件时也发现，很多误判导致冤案，而发现法官判错时，人却已经被处死了，即使重审也无济于事。
“同时，从种种数据看到，即使死刑，仍没有办法解决犯罪。因为犯罪不是生与死的问题，而是（关乎）社会条件，即是否解决贫穷、儿童失学、毒贩网络等错综复杂问题。英国人从这方面所看到，即使再多人死也无法解决滥用毒品问题。”
 杨宗澧（左图）表示，目前全球197个国家当中，有139个国家在法律上或惯例上废除死刑，而保留死刑制度的有58个国家，亚太国家方面，废除死刑有17个国家，保留死刑的47个国家，而超过10年没有执行死刑的国家则有9个。
“其中，中国、马来西亚及新加坡迄今的死刑人数还是一个‘黑数’，即外界始终无法获得一个确实的数据。”
他也分析，罪案与死刑不能挂钩，并不见得今天废除死刑，明天就会有一大群人上街杀人。
他反问：“难道没有死刑，政府就不应该降低犯罪率、教化罪犯吗？这个社会迷思需要打破，因为司法改革还是要进行，民间社会仍需监督政府。”
他指出，以加拿大为例，该国废除死刑后，罪案率能够不升反降，因为加拿大警方在废除死刑后更加致力地进行罪案防治，并不是单一的思考没有死刑就不能打击罪案。
他指出，台湾过去在1955年至1992年482名被处决的死刑犯，反映很严重的阶级问题，即他们大部分的特征都是一些涉及普通杀人罪的初犯、年龄介于18岁至30岁及教育程度不高等，这与杨伟光的情况接近。
新加坡死刑审讯绝对公正？
 另外，唐南发也提出质疑，新加坡的死刑审讯是否绝对公正？这是需要衡量的问题，特别是马来西亚与新加坡在贩毒的问题上，都是采用未判罪前乃无罪原则（one is presumed innocent unless proven guilty）。
唐南发（左图）形容：“这就如同我已认定你带毒，你要证明不是你带毒”，这意味着问题转到被告身上，而不是控方身上，无疑是违背刑事案的精神原则。
他也以新加坡过去的迪鲁瑟瓦（Thiru selvam）案例说，主被告迪鲁瑟瓦与次被告因为携带600公克海洛因而双双被捕，在受审过程中，迪鲁瑟瓦坚持他没有运毒而不认罪，但是次被告却认罪承认有运毒，并指控迪鲁瑟瓦教唆他带毒，结果是次被告凭片面之词逃过死刑，被判20年监禁徒刑，但是迪鲁瑟瓦则是被判死刑。
是否还在“包青天”时代
另外，杨宗澧询问在场的出席者是否看过“包青天”，在场出席者都举手答有，他说，若杨伟光仍然在那个搜证、调查及审判集于一身的年代，同时判案也并非根据科学证据的年代，肯定也“狗头斩”上难逃一死，而“包青天”其实也反映传统华人对待死刑的观念。
“问题是，我们现在还是处于包青天的年代吗？”
他强调，这其实也反映警察办案的问题，以及如何避免冤案的发生，特别是警方是根据科学证据办案，还是证人的自白书。“谁又能确保自白书没有逼宫的问题？”
他说，社会舆论在谈到死刑时，还会说到究竟怎样执行死刑比较人道？
 对于这番话逗得出席者发笑，他马上说：“不要笑，一些人的确有这样的想法。例如台湾以枪决执行死刑，并在用刑前为死囚注射看似‘人道’的麻醉剂。然而，剥夺他人生命真的很有人性吗？”
郑庭河（右图）也提出，在宗教方面，其实一些宗教经典有提出明确的死刑刑罚，也有的宗教没有明文规定是否支持死刑，无论如何，宗教经典其实是反映一个时代的思想，如果有关时代大部分人支持死刑，遗留的经典也是倾向支持死刑。
“因此，若要对死刑持反对意见，并严肃检讨死刑的必要。不能只是以宗教作为反对的依据。正确的态度应该是以人道主义诠释宗教。”
他认为，杨伟光事件非常复杂，可说是庞大贩毒集团的“小螺丝丁”，其出生也是在社会上最容易受到罪恶行为影响的一群，然而，应该负最大责任的贩毒集团大老板却逍遥法外。
他指出，对于社会不公平的问题，一个进步的宗教应该秉持关怀社会的态度关怀像杨伟光这样处于社会底层的年轻人。 反映“自以为义”思维 针对观众询问，为何新加坡政府不允许杨伟光在狱中抄写的心经在社会上流传，以达到反毒的效果，唐南发认为，这触及不能违反新加坡政府多年来奉行的是严刑峻法的意识形态，无论如何，这是否正确仍有待衡量。
 唐南发也批判，社会上坚持以“杀一儆百”处决杨伟光，并认为宽赦后者将导致更多年轻人受害的舆论。他形容这些人陷入“自以为义”思维，认定社会上不能容纳类似杨伟光的“负资产”，甚至认为杨伟光非死不可，否则将浪费纳税人的金钱。
他强调：“司法营造社会秩序并没有错，但是若这个过程只会制造一群不会思考却自以为意的群众。我们需要思考，这是否是我们想要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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