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问号捍卫知情权

【荒城笔记/林宏祥专栏】悲剧也好，闹剧也罢，摆在眼前的是——垄断了正义，一份报纸于是可以不用满纸愤怒的拳头，只需探出歪歪斜斜的一个问号，就能轻而易举，堂而皇之地捍卫百万读者的知情权。

一再的否认，接二连三的驳斥，都抵不过受访党要的一句“我知道外界会传卡立出国度假是不是为了考虑辞去大臣职”【注一】。报道不用定义“外界”，只要给“卡立回国后辞雪大臣”的标题配上一个硕大的问号，就成了《星洲日报》捍卫知情权的最高象征。

说穿了，这不过就只是咖啡店里的“谣言”，媒体界惯性的“揣测”报道，评论界一般的“推断”；哪需套上什么莫名其妙的“知情权”光环，神圣得如此虚假？那个建议“冷待”的国会在野议员，成了打压新闻自由的敌人。连日以来，声明、报道、文告、专栏、评论，读者来函铺天盖地，排山倒海——就连那个“人家未脱裤他已叫床”的名笔，也迫不及待捡起石头，证明自己维护新闻自由不渝的忠贞。

野猪比新闻自由更重要

然而，这份伟大的报纸凭什么谈新闻自由呢？是20只从安邦（Ampang）山上跑下来觅食，温驯任摸、居民争睹的野猪吗？

2010年4月28日，时任《前线视窗》节目制作人周泽南透过部落格揭露，已经放映两集的巴贡（Bakun）水坝课题纪录片在砂拉越诗巫（Sibu）补选前被腰斩，并控诉国阵干预新闻自由。这个曾经因为“反垄断”大势已去，于是在星洲总社前点蜡烛哀悼新闻自由的身影，并没有出现在4月29日的《星洲日报》。同日，《星洲》国内版第20页刊登时任新闻、通讯、文化与艺术部副部长王赛芝“将向第二电视了解详情”的说词，回应了无名网络媒体的报道。读者对“控诉新闻自由遭遇打压者的身份”、“腰斩原因”的知情权，连个标点符号都摸不着。

我们愿意给《星洲日报》最同情的理解——“腰斩”事发突然，采访部可能拨不出时间访问控诉者、编辑部也许挪不出版位让自认受打压的一方陈情。4月30日，捍卫读者知情权的《星洲日报》没有跟进“新闻自由遭遇打压”的报道，素来反应神速的“读者”天涯剑客也没有第一时间在流芳百世的《沟通平台》开炮——倒是国内版第22页以显眼的四张彩图，独家报道“20野猪下山觅食”的新闻。

我们难道还要施舍《星洲日报》最荒谬的理解吗？天涯剑客莫非要蒙眼瞎掰“众生平等”，对“（可能）因非法伐木被迫下山觅食的野猪”与“因巴贡水坝而逼迁的本南人”一视同仁，而“不会说话的山猪”比起“会说话的本南人”又要弱势一些，故优先处理？但《星洲日报》的“众生平等”又是什么呢？不就是照片让你“平”去，名字给你“等”掉吗？

把黄进发、陈亚才、迦玛“等”掉了

“这场由雪华堂民权委员会与策略资讯研究中心主办的推介礼，也同时邀请行动党升旗山国会议员刘镇东等人主讲。”（《星洲日报》，2010年4月30日）

“出席座谈会者包括行动党国会领袖林吉祥、美国杜克大学政治学博士王建民等。”（《星洲日报》，2010年7月9日）

告诉我——“等人”与“等”，究竟是什么意思呢？一场新书推介礼，台上只有屈指可数的三名主讲人。跑政治新闻线的记者对2009年5月因号召人民穿黑衣抗议霹雳州政变而遭逮捕扣留的“黄进发”这个名字会陌生吗？吉隆坡暨雪兰莪中华大会堂执行长“陈亚才”这三个小学一年级就学懂的方块字，莫非用电脑拼出来会乱码？

至于那个曾经给《星洲日报》供稿的988电台主持人迦玛鲁丁（Jamaluddin Ibrahim），也在2010年7月7日那场只有三名主讲人的座谈会中，被“平等”掉了。有人太傻太天真，以为迦玛言论尖锐，平面媒体碍于恶法忍痛割爱。然而，问题根本还未去到迦玛的观点，而是“迦玛鲁丁”四个字刊登以后，萧依钊（右图）是不是就会从钢线上摔下来【注二】？抑或迦玛的胡子比帕丽斯希尔顿打码的乳沟更“儿童不宜”，以致《星洲日报》非crop不可？

好了，这里有两个简单的问题。其一、何以一场只有三名主讲人的座谈会，其中一人/两人会简化成“等”/“等人”（此做法剥夺了读者对主讲人身份最基本的知情权）；其二、黄进发、陈亚才与迦玛鲁丁连名带照从自称拥有百万读者的大报中被crop掉，原因究竟是什么（倘若我揣测“皆因他们反对张晓卿垄断媒体”，再配上歪歪斜斜的“？”，这算是捍卫读者的知情权吗）？

比国阵更国阵

308政治海啸以后，我曾经这样以为——固若金汤的国阵可以垮，区区一份《星洲日报》莫非就能永霸天下？我难掩心中迫不及待的兴奋，撰文《越来越国阵的星洲日报》上、下篇，预示大报与霸权的共同下场。

尽管灭亡之前的疯狂依然肆无忌惮，虽然犯贱以后的无耻继续目不暇接——可是今天，我必须承认，我改变了原来的想法。“比国阵更国阵”也许是更贴切的比喻，但更实际的问题是——

这份报纸用一个歪歪斜斜的问号，扬言捍卫百万读者知情权而毫不脸红（哪怕只是白里透红）；“20只野猪下山觅食”的独家报道，优先于新闻自由遭遇打压的关注；名字里没有不雅字眼、面孔上五官端正的主讲人，沦为新闻图中crop不干净的残遗布料，变成没有名字姓氏的“等”和“人”。

这是最恶劣的情况吗？不，最恶劣的从来就不是恶劣本身，而是对恶劣的容忍。面对国阵政府给民联喉舌“消声”的恶劣，民主行动党宣传主任潘俭伟坐言起行，记者会后马上给曾经拔剑出鞘的希山慕丁（Hishammuddin Hussein，现任内政部长）理论去；警察逮捕扣留穿黑衣哀悼故乡山河因政变而沦陷的黄进发——面对这个恶劣，陈友信所属的隆雪华堂可以用联署声明、双语文告，发动集会，用点点烛光与黄进发风雨同舟，当仁不让......

这就是我改变想法的原因。跟黄进发同台演说的政治人物不少，当他在翌日的《星洲日报》——遇上技术高明的美术编辑则用按键C4得干净俐落，毫无痕迹；不幸的话则沦为图角下一小撮不知是什么部位的残骸——哪一位跟他同台过的政治人物，不都是无动于衷，习以为常？受邀给你站台、推介你著作《家国思索》的主讲人迦玛，翌日融化在你潘俭伟奶油般笑容的照片里，你不也可以继续若无其事，思索家国而不思索正义的虚伪？

图中右下角彩照是涵盖所有主讲人的照片。

至于把“公民社会”挂在唇边、不遗余力给马来西亚未来20年献方略的隆雪华堂会长陈友信，翌日醒来翻开本地最具影响力的中文报时，顿然发现昨夜站在自己身旁的执行长陈亚才已无声无息蒸发，在全彩的大报上连黑色的影子都下落不明——面对这个20小时内发生的离奇事故，他的方略叫作束手无策。无怪乎《星洲日报》给他打上“关键时刻不能沉默”的标题——这到底是陈友信自嘲的幽默，抑或大报对会长最刺骨的反讽？

请你告诉我，这究竟意味着什么？是《星洲日报》比国阵更具权威，几近不能被挑战的地步吗？抑或这个社会天生无惧于站着面对出鞘的短剑，却要畏惧地跪拜在树桐大亨脚趾前？

读者们，你为何不生气？

关于“反垄断”的事，政治人物会说，等我们掌握联邦政权再立法制约。把“公民社会”当口头禅的社团、非政府组织呢？是不是又要呢呢喃喃“次要矛盾不能超越主要矛盾”，文告、活动，甚至改革的讯息还得靠大报配合宣传、推广散播，不如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森林常青？

而事实上，蔡添强万箭穿心的遭遇，任何一个短视的从政者都没有意识到其中的危机，天真地以为只要与蔡添强划清界限、给大报写专栏献殷勤，晚宴坐在最靠近大腿的位置，下一个遭殃的希望不会是我。社团领导人早就成了“你登我，我赞你”制度里的一部分，而那些看起来比较有理想的，则把头稍微调到仰望星空的角度，对当下就可以眼不见为净——一觉醒来，摸一摸报纸，心中有一种“还好，我的名字姓氏人头都还在”的释怀。

而普罗大众呢？我们每年有人山人海、书香飘溢的国际书展。台湾知识分子龙应台站在《星洲日报》架设的舞台上，享受众人崇拜的眼光和掌声。粉丝赞叹龙应台对“大叙述”的批判，对“会流血、会哭泣、会跌倒的‘人’”之关怀，动容不已。

在现实里面，当“优秀的中华文化”垄断了中文报业，把有脸孔有身型有名字有姓氏有身份、会说话会分析会论述会批判的黄进发、陈亚才、迦玛鲁丁用一个按键C4掉的时候——没有一个“会生气的读者”给《星洲日报》摇个电话，用心中的问号去捍卫自己的知情权。

而今天，《星洲日报》用一个问号来打发你马币1元30分的知情权。如果你把这个故事告诉龙应台，她一定微笑不语，而不会回头问你：生气，没有用吗？

注释：

一．余秘叶《从“杯葛”、“冷待”到“没有杯葛”》

二．萧依钊目前是世华媒体东南亚集团总编辑兼星洲媒体集团总编辑，曾多次以“游走钢线”比喻马来西亚中文报业在夹缝中求存的博弈。

林宏祥现任《独立新闻在线》马来文版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