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伟光非死不可？

【乱石崩云／唐南发专栏】2003年，时任教育部副部长韩春锦展开了一项名为“一个都不能少”的内部调查，结果我国有高达25%的华裔学生在完成中学教育之前辍学，而这当中，估计有65%以上是在参加初级评估考试（PMR）前就离校。

这些辍学的孩子最终都去了哪里呢？虽然我们没有确切的数据，但平常走在全国大城小镇的街道上，都能看见许多华裔少年在兜售盗版光碟，在跑马机场或网咖打工，又或参与刮刮乐的诈骗行为等；有点胆量的，干脆到美国，澳洲或英国“跳飞机”。而最令人忧心的，是为数不少的青少年在旁人误导下铤而走险，步上走私贩毒的不归路。

虽然说马来西亚的经济在过去的二十年经历了极大的转变，比起祖父母辈，物质生活也颇为丰厚，却掩盖不住社会结构变更，贫富差距扩大所引发的负面效应。政府重点发展重工业和城市经济，乡镇的农渔产业遭忽视，以至无论来自哪个族群的孩子在辍学以后，除了出走到城市，几乎不可能有其他出路。

城市表面的光鲜遮掩不住底下的阴暗。以考试为本的教育体系让众多孩子无法跟进，辍学之后因为缺乏一技之长，到了城市一样看不到前途。于是，马来人社群有飙车族和追龙族（吸毒者），印裔青少年则参与黑社会或打家劫舍，而少了辍学的华裔子弟，嫖赌等行业恐怕也深受影响。就连幅员辽阔，资源丰富的东马，许多原住民女性亦被迫到西马投入声色犬马的行业或性工作。

日渐高涨的生活成本使双薪收入成为必然。父母在外工作，也无暇关注辍学后孩子的心灵需要，一个不慎，误交损友的结果成了一家人永远的痛。这一切都是马来西亚过度追求经济指标，漠视社会公义的苦果。

全球化的错觉

华社谈华教，一方面悲情，一方面却爱炫耀有多少华裔子弟靠获全A，哪所学校拥有最多的“小状元”，又有多少独中生获新加坡大学录取等等。但那为数高达十万的华裔辍学生，竟然鲜少人关注。

几年前，美国《纽约时报》的托马斯费里德曼写了本《世界是平的》，顿时成为全球畅销书，本国中文主流报章的评论人跟风唯恐不及，纷纷以这位美国精英的观点来呼吁华社不要自暴自弃，“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反正世界是平的，凭着我们的“优势”，没有国家会拒绝我们的华裔人才。霎时让人有一种错觉，以为每个华裔子弟都是另一个比尔盖茨或蔡明亮，人人都有条件“走出去”。

没错，世界是平的。有才华有抱负的人，大可勇闯欧美或中港台；华裔辍学生，也一样拥有和全球化接轨的可能，最大的机会就是国际贩毒集团积极“招募”失学的年轻人加入这个犯罪行业。截至今日，已有多名我国公民因为试图携带毒品入境，遭中国、台湾、新加坡和印尼当局拘捕。

新加坡司法公正不阿？

沙巴青年杨伟光因贩毒遭新加坡法庭判处死刑。在执法严厉的新加坡政府眼中，杨是加害人；但杨本身何尝不是失败的教育体系，破碎的家庭和社会贫穷的受害者？再者，事发当时，他还是个刚满18岁的孩子。年幼时候所承受的创伤，让他无法辨别是非黑白。如今皈依佛教而有所顿悟，难道严苛的法律就不能考量人之常情？

因为新加坡被公认是举世最廉洁的国家之一，因为新加坡吸收了大量的马来西亚人才，因为新加坡政府看似公平的政策更凸显马来西亚种族政治的恶劣本质，华社倾向相信那里的司法是绝对公正不阿的，新加坡政府对所有死囚都是一视同仁的。

可惜这个认知如今受到质疑。读了英国籍的前新闻工作者亚伦沙德瑞克（Alan Shadrake）所撰写的《快乐的侩子手：审判新加坡司法》（Once a Jolly Hangman : Singapore Justice in the Dock），让我们不得不重新检视新加坡的司法体系。

如果说新加坡政府在执法方面没有肤色歧视，则难以解释为何该国的印裔公民沙慕甘姆（Shanmugam Murugesu）遭问吊，而同样因贩毒而罪名成立的德国女子朱莉娅波尔（Julia Bohl）却因为德国当局的压力而无需面对死刑；五年徒刑，最终只需服刑三年。

尤有进者，英国公民迈克麦莱尔（Michael McRae）在新加坡涉嫌谋杀逃到澳洲，在那里对此案直认不讳。由于澳洲反对死刑，对于新加坡的引渡要求不予配合，以至向来把严刑峻法自豪的新加坡不得不做出让步，保证不会对嫌犯处以极刑。结果麦莱尔逃过死劫，只遭判24年徒刑。

最后，2005年，新加坡当局允许澳洲律师同遭判处死刑的该国公民见面，上周却刻意延宕杨伟光的代表律师饶兆颖的会面申请，最终不得其门而入。

我个人反对死刑。举出这些个案，不过为了说明纵使新加坡当局再严明，也难免持双重标准，特别是在面对其他经济大国的时候。

我只想问：杨伟光的罪，难道会比波尔或麦莱尔深重，非死不可吗？

如果我们今天救不了当初年幼无知的杨伟光，政府、政党和民间又是否能够确保将来不会再有更多的杨伟光？

唐南发是时事评论人，毕业于英国伦敦大学国际政治系硕士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