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国夜行／谢伟伦】从戒严时期到全面开放，台湾报禁解除超过20年，媒体却被批评为社会乱源。这个乱象，源自威权历史下的政治力与商业力激化，造成国家与媒体关系恶化，形成目前极度扭曲、异化的自由报业市场，媒体公信力与新闻工作者的自主性不知伊于胡底。  台湾当前问题不在新闻自由太少，而是新闻自由的定义太狭隘，政府对媒体太过放任，未能积极保障人民的传播权利。对于这么一个从哈巴狗到疯狗横行的年代，《洛杉矶时报》报导台湾媒体现况时所下的标题——“它们无力处理真相（ They Can’t Handle the Truth.）”，莫不言简意赅，义深词洁。同一题旨，放在马来西亚也能获得有趣的解读。 有两则国内新闻或可看出端倪。首先是发生在商联会新春联欢晚宴，首相纳吉幼子诺阿斯曼高歌一曲《月亮代表我的心》，记者凭过人的观察，如此描绘：“在台下观赏的母亲拿汀斯里罗斯玛喜极而泣”（《星洲日报》，2010.03.11，A3版，新闻图说）。另一则是旅游部长黄燕燕否认其子敛财，声称该言论是对她的 “人格强奸”（the rape of character），还要求媒体给予显著报导，并建议标题为“遭部落格人格强奸”，“写给它大，头条（我）也不介意。”（ 《中国报》，2010.03.15，A7） 主流媒体在纳吉面前规行矩步，对罗斯玛爱屋及乌、有闻必录，虚心接受黄燕燕自铸新词、指导下题，真是善解人意。其间，在想象与吹捧之间，迎合与查证之间，经过长期奴性及反智操作，养成读者的视听习惯，媒体的公信力就是这样被凌迟。政治力干预新闻作业的凿痕，斑斑可考，上述二例虽非典型，亦可见微知类。 八卦化：品味决定品质？  当代传播媒介是制造培养认同的重要场域，是生产情绪、影响主体的重要过程，但时至今日，真正撼动媒体（尤其是报业）转变的，不再是铿锵有力的报道析论，而是足以威胁生存的竞争。至于腥色或优雅，就看消费者的品味了。流风所及，一切政治、社会、文化的资讯都质变为无议题、无终极关怀的琐碎资讯或八卦商品时，阅听人也将彻底被改造为垃圾信息的消费者。没有公共关切，只剩私人欲望；没有参与公共事务的兴趣，被消解了任何行动的能力，民主社会自然也无从建立。 信手拈来的案例包括：美国高尔夫球名将伍兹（Tiger Woods）的偷腥丑闻如连续剧般每日上演后，包括其性癖好、自拍习惯，甚至可能有药瘾等私生活阴暗面，都被狗仔队一一摊在阳光下；新加坡艺人梁智强“犯下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爆出复杂婚外情，与女模特儿、变性人等至少11名女子有染，连日来成为“新马媒体不能漏的新闻”。 无论旨在反映娱乐圈、体坛的追名逐利或养德求艺，这种知性上的弱智化，体现在媒体的“八卦”消费文化既涵括了偷窥的愉悦满足，也包括对“真相”的集体社会想象。当各界对梁氏穷追不舍之际，《星洲日报》罕见地以 “梁智强诽闻的警讯”为题的社论，直指梁案乃“权力滥用的丑闻”，滋长于东方社会“父权家长制的威权文化”，斥之“违背道德与法律”。（《星洲日报》，2010.03.10，A29）  此番谠论，清晰点出职场性别歧视与压迫现象，措辞尖锐，令人侧目。节录第六段如下： “梁智强的问题正在此处。他不但犯有前述所有的禁忌，还拿演艺事业为饵，企图报偿对他提供性服务的女性，这就是对演艺人员的亵渎；如果再加上教唆伪证、意图掩饰，现更是演艺人员的最坏恶劣示范，必须予以强烈谴责以维护艺人形象。” 根据传播学原理，丑闻的定义主要系于两大要素，一是权力的运作，二是事件的本质。当一宗丑闻涉及握有实权的公众人物，同时丑闻事件的本质牵涉到全民共同利益时，才构成真正的丑闻。梁智强的缱绻情事，究竟属公共或私人领域范畴，“群己权界”亟待分清，有了清楚的界定才能使私益免于公权侵犯，但以权力遂行性别压迫之实，事涉犯罪，难逃谴责。 去公共化：撩拨欲望，贩卖丑闻 婚姻外遇自有其社会结构的条件与诱因诚然，一份质报（quality paper）不必然要菁英化、小众化，它应提供的是大众长期极度匮乏的公共议题，与有质量的通俗文化资讯。梁智强传出外遇后，世华媒体集团下的报刊却只顾满足读者的好奇心、八卦心态和兴趣（interest of the public），而非新闻事件的公共利益（public interest）。  撩拨读者的欲望，收编了他们明知的“真实／真相”难以企及，却又无法逃离的渴望后，赶在引起嫌恶之前，星洲日报企图以一篇正义凛然的社论来“中和／稀释”。其伪善矫情仿似一面镜子，折射出与“以优秀的中华文化来垄断华文报业”论调同样的肉麻恶心。 用该篇“梁智强诽闻的警讯”社论批判“钱权交易”逻辑，来观照张晓卿媒体王国的事迹，还施彼身，亦同样妥适，试拟原文第六段如下： “星洲报业集团的问题正在此处。它不但犯有前述所有的罪行，还拿文化事业为饵，企图报偿对它支持的读者，这就是对新闻专业与媒体伦理的亵渎；如果再加上政商共谋，垄断打压、意图掩饰，现更是媒体业界的最坏恶劣示范，必须予以强烈谴责以维护媒体形象。” 农历新年期间，当一群无厘头的媒体追访赵家，要捕捉 “赵明福‘首度’缺席团年饭”的一幕、对其待产遗孀紧迫盯人时，赵家还得毕恭毕敬地发送简讯 “希望媒体可以体谅他们尊重淑慧不愿受访的意愿”。这些簇拥的镁光灯、录音机，不闻以乱，则治丝益棼，社会沈屙痼疾至此，真是病得不轻。如果真的要跟拍追访，这群记者应该去问问供词反复的沙希淡、提前下台的阿末赛益、出言辱人的纳兹里，看看他们是如何度过昧着良心的每一天。 这则不是很醒目突出的新闻，却有着很深的意涵。面对这些悲情炒作程式，赵家不亢不卑地告诉我们，如何对待“伪善最乐”的媒体的正确态度与方法。也告诉我们，主流媒体没这么伟大，无冕皇帝也不是神仙老虎。国人在这历史的关键时刻里，务必张大眼睛检视，仔细记住是哪些泱泱大报随官方主旋律翩然起舞，哪些报阀巨贾乐此不疲地搞政商外遇，把本身的商业利益摆在国家社会之前，是哪些御用之笔恭迎务虚政客东山再起？这些媒体没有这么伟大，而且，我们应该要这样坚定地告诉自己，我国社会若是没有这些媒体，我们会过得更好。  谢伟伦曾任职媒体，现从事非政府组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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