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的终结／薛承兴】电影、动作与大众有什么关系呢? 法国哲学家德勒兹（Gilles Louis Rene Deleuze，右下图）就出版过两本书《电影Ⅰ：活动图像》与《电影Ⅱ：时间图像》。这两本书的内容非常丰富，不但包含了超过一个世纪的电影史与电影活动, 还从中创造了许多前所未有的电影理论。  虽然内容丰富, 但如果我们没有抓到重点，那它们也会显得复杂抽象, 完全无法发挥其真正论述功能。这两本书的主题可说是在第一本《电影Ⅰ：活动图像》中所谈到的“活动图像” （movement-image）。
什么是动作 所谓的“活动图像”到底是什么东西呢？电影图像不就是把一片片的“不动图像”串起来然后通过机械的方式射向荧光幕展现出来的吗？这与柏格森（Henri Bergson）的视觉哲学有关。他在《创造的进化》谈到“动作”（movement）是“影视错觉”（cinematic-illusion）。这就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对于“动作”（movement）的错觉。  每当我们要理解“动作”的时候，我们都会把“动作”规划成“时间”的一部分，然后我们会把“时间”切成一片片的画像，每一片画像都是不动（immobile）的, 然后又把这些不动的画像重新串回起来，成为一个系列，然后再通过机械方式把“行动”带入画面里。 这就好比一个示威运动的景象，我们会拍下一连串的镜头成为一连串不会动的画像, 然后又再把这些镜头串回起来再射到荧光幕上，画像里的示威活动又开始再 “动”了。 德勒兹指出, 虽然我们常用这个手法产生“动作”，但我们所得的只是抽象的而不是真实的“动作”。更重要的是, 我们会利用这种抽象的时间概念来了解真实的时间。我们把真实抽象化, 然后又用抽象化的思维模式来理解真实的东西。 真正的“动作”不是这些“不动部分”（immobile cut）所组成的，而是时段本身的“能动部分”（mobile cut）所组成的。换句话说，动作通常都被视为是一种在空间里的变迁，是从一个位置A移到另一个位置B，一种可以在理论上被切割成一片片的动作，但柏格森认为，这种在理论上切割后又被重组的“动作”不能充分地展现真实的“动作” 。 那这真实的“动作”和“活动”要如何去理解呢？我们这里不能太深入讨论这问题，德勒兹建议我们用“转译”（translation）。德勒兹认为，某些少数电影也能让我们看到“能动部分”的“动作”或“活动”，从而获得“生成”（becoming）。因此，真正的活动可能是看不出有什么“活动”的，甚至于是没有“活动”或“不动”的——动而不动，不动而动。 电影即是政治  电影一直以来都是政治化的。德勒兹哲学所批判的目标一直是社会上的某种法西斯主义。在历史上，法西斯主义政权常用艺术来加强人们对于日常生活的幻想，但这些幻想并没有瓦解社会的不平等，而是保持了社会里阶级与压迫大众的结构。 另一方面, 西方共产主义相反的，把现有的艺术政治化，把艺术变成一种可以用来瓦解社会不平等的武器。显然的，不管是法西斯主义还是共产主义，电影一直以来都是与政治有密切关的活动。在六十年代欧洲解放运动里，许多电影制作人把电影当成反殖民主义的工具。“我们必须一手握著录影机，另一手握着石头”。 第三电影反映解殖斗争 在这些活动里也同时有了一种“第三电影”（Third Cinema）的说法。所谓的“第一电影”就是指美国好莱坞的电影，它根据一两位主角作为中心点，通过他们遇到的问题和他们如何克服困境的过程作为故事的推动力。所谓的“第二电影”是欧洲的作者电影（auteur cinema），故事里常围绕一些较注重社会不平等的事而拍的。  所谓的“第三电影”也是根据马克思理论辩证法所拍摄的电影。它常关注社会不平等与少数族群的问题，也同时提升人们对政治的了解。所谓的“第三电影”是指在第三世界后殖民地国家拍的电影。一个例子就是切格瓦拉（Che Guevara）在南美斗争中拍的电影，是拍给一个特定的“人民”或 “民族”（a people）的电影。 因为在第三世界国家里的解殖民化时期(decolonization)里出现了许多独裁统治与军事政权，所以所谓的“民族”消失了。不是被彻底地消灭就是自己对政党不信任，自动消失了。所以第三电影就变成了没有 “人民” 或没有“民族”的电影，也同时失去了它的观众。 在传统的第三电影里，“民族”存在，可以代表人们，但是现在的电影不行了, 成为漂浮在空间的信息。它只能鼓励“民族”的出现。它只能等待。 所以德勒兹说：“如果现代电影存在的话，那么它是建立在这个基础：民族不存在，或还未存在……从这我们能看出电影活动的力量，它是能够创造新人民的工具。”换句话说, 它也是能够创造政治意愿打倒独裁统治的“石头”。 创造新人民  电影的力量不在于它的真实性而是在于它们的创造性。故事里的人物情节与真实性不重要, 更重要的是电影里的人物与剧情触发了什么样的新感觉和新思维方式，例如创造新的民族。德勒兹认为艺术本身就是一种反抗。反抗什么呢？不是反抗任何政党，而是反抗死亡。 德勒兹说：“怎样想象反抗死亡？我们只需凝望一个有三千年历史的雕塑。”而反抗的“民族”是存在于未来的。他对未来的“民族”比较有兴趣。德勒兹说到，承认“民族”的不存在不是背弃或放弃政治电影，相反的，是政治电影的新地基。而这也是为了第三视界，也是为了少数民族。  薛承兴是欧洲研究院传媒博士，新加坡人，目前任职于新加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