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声竹韵／邓晓璇】这个农历新年不只天气热得让人头昏脑胀，每天翻开报章，还会读到让人忍不住骂粗口的新闻。四名瓜拉光抗毒臭运动领袖因涉及非法集会被联邦政府起诉，导致他们在1967年警察法令下，被判监禁两周和罚款马币5000元。 瓜拉光抗毒臭运动在马来西亚的环保草根运动上，可说是重要的一章。这是当地居民为了保卫家园、捍卫本身健康生活的权利而组织起来、展开的斗争。 合法管道无法奏效 我曾于2005年访问上述委员会主席蔡信昌等人，从其口中得知事发经过。引发民怨的集南成胶厂是在我国工业化时代成立的。1974年时只是小规模生产，到了80年代，随着胶乳需求量增加，小工厂变成大工厂，村民的恶梦也就开始了。 毒臭也严重影响了村民们的生活与工作，方圆5英里内的村民白天食不知髓，晚上辗转难眠。虽然他们多次向当地州议员、国会议员投诉，可是一直没有下文。直到1995年，在国内数个非政府组织的协助下，村民们组织起来，成立了瓜拉光抗毒臭委员会。 有了组织，开始正式行动。委员会通过各种各样的合法管道如：报警、写投诉信到各个相关的政府部门，霹雳州前两任州务大臣也分别在1996年及2000年承诺会搬迁胶厂。胶厂四周房屋的屋顶也遭腐蚀。 村民们眼见“合法管道”根本无法解决他们的问题，便开始诉诸示威抗议。以当时的政治环境、民风而言，要走上街头进行示威抗议，显示村民已经走投无路。 这场斗争面对打压是必然地。据了解，有关当局曾经刻意剪断委员会行动室的电供，警方也多次阻挠委员会的活动，也导致一些村民因害怕而退出。对于村民们的斗争，当地的亲当权派华团始终不发一言。委员会成员最终因在2001年4月1日时在胶厂外进行示威抗议时，不愿听从警方解散的指令，而被提控。 空气中致癌物超标160倍 在槟城消费人协会与美国环境组织的协助下，委员会通过精密仪器测出朱宝（旧称朱毛，Chemor）一带空气中的氢硫化物比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标准高出160倍，可能导致鼻癌，并于2003年正式入禀起诉胶厂。这项指证迫使胶厂管理人最终在2004年4月选择庭外和解，答应于2005年3月前搬离，并在21天内，在加工过程中，用蚁酸（formic acid ）取代硫酸(sulphuric acid)。 这样的结果，对村民而言当然是值得欣喜的事。可恶的是，警察法令官司却在这种时刻紧紧缠着三名抗毒臭委员会领袖蔡信昌、陈金城、张明道以及社会主义党中委瑟加。 发展型国家忽略环境公义  反毒臭人士犯下的并不是杀人放火、奸淫掳掠之罪，他们没有因为毒臭而移民，只是为了一个舒适、健康的生活环境而展开达10年斗争。唯有威权政府才不会承认人民力量的胜利，而想尽办法打压参与组织斗争的人士，处处展示威权，还搬出《1967年警察法令》第27条赋予警察管制集会和发出准证的权力，剥夺马来西亚人民的集会自由和表达自由的权利，阻吓人民力量。 在追求工业发展的过程中，执政当局、鼓吹经济发展至上的精英、资本家，也往往有意或无意地忽略强施在人民身上的社会环境公义权利问题。扩建后的胶厂距离当地民居只有8公尺之遥，没有足够的缓冲区，明显地违反了工业法令，为何仍可以明目张胆地一直运作到2005年才搬离？为何执法当局可以不闻不问？在胶厂外的居民如此难以忍受的臭气，胶厂内的工人是否享有一个符合劳工安全标准的工作环境呢？ 起诉政府揪出祸首 2002年永续生活世界高峰会议将健康视为基本人权，是行使其它人权及自由的先决条件。大会将“环境权利”定义为： 一、享有清洁及安全环境的权利； 二、享有为保护环境而行动的权利； 三、享有通往资讯、公义与参与环境决策的权利。 人人都有追求无污染、健康生活的权利。这当中其实又是权衡、耐力的拉锯战。以瓜拉光抗毒臭运动为例，村民大可一早选择搬离瓜拉光，到无毒臭的环境生活。问题是，如果政府施政腐败如此，无论搬到哪里，都会有可能面对无缘无故在住家隔壁建起污染工厂，能搬一辈子吗？再说，不是每个人都有能力、有意愿说走就走。 抗毒臭委员会其实还可以考虑起诉相关的政府部门，或是要求政府调查，从中或许可以揪出不良规划、放纵空气污染危害人民健康工厂的罪魁祸首，再从中拔乱反正，避免同样的错误发生在其他地方。但是，要草根组织承担如此重大的责任，在财力、人力上，说实在是相当困难的。
如果纳吉及他的政府是认真看待永续及绿色发展，那么总检察长应该撤销对这四人的控状，政府还应该感激及表扬瓜拉光抗毒臭居民的环保运动，还这群草根村民一个公道，甚至鼓励全国各地的居民，关注本身的居住环境，甚至组织起来争取更清洁、健康的居住环境。
到了2010年，还要持双重标准对待示威的抗毒臭委员会、向澳洲大使馆示威的巫青团、向槟州政府示威的槟州马来商会，真是笑死人！  邓晓璇是英国英吉利亚大学发展学硕士，现为政治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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