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KAKAK”雪中送炭

【少不更事/ 黄洁媚】马来西亚第三度被美国国务院发表的年度《2009年人口贩卖报告》，列入人口贩卖的黑名单，与津巴布韦、苏丹、沙地阿拉伯等国家并列，实在当之无愧！

那些滋养人口贩卖毒瘤的行为有：外劳被雇员及中介人或者人口贩子所剥削，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成为跨国卖淫的受害者。另外，一些甚至遭受身体和性虐待，或者被强迫施毒，为还债而劳役。在没有薪金、被威胁、囚禁和旅游证件被扣留的情况下，被雇主或者中介人得以限制其行动自由。不难发现，这所描述的系列“内幕故事”似曾相识，并会接踵而来。

最让人乍舌的是，政府似乎完全忽略中介贩赚取暴利的情况。众所周知，中介贩售女佣资料的收费非常昂贵，其月薪却只维持在500到600元不等。这也导致很多女佣或外劳在开始工作后的前两年，一味偿还中介者的收费，而被雇主扣除工资。必须理清一点的是，这文主要针对合法入境的外劳，而非笼统地夹杂其中非法外劳所引发的问题。因牵涉到的层面，包括工作准证逾期而仍非法居留者，故避重就轻只谈有工作准证的外劳。

按照《1955年雇用法令》第4章第24条文— “合法扣除”：甲、除非依照本法令行事之外, 雇主不可从雇員工资中作任何扣除。乙、雇主扣除以下事項属合法，其情况包括：一、雇主错误多付给雇员最近三个月的工资；二、扣除雇員在第13（1）条文下须付给雇主之赔偿；三、收回在第24条款下的工资预支，条件为预支并沒有抽利息; 和四、其他书面法律所允需的扣除。

而有关条文也允许有雇员的书面要求的工资扣除。这其中包括了一、 扣除給注冊职工会，储蓄贷款合作社之入会基金、月捐、分期付款、贷款利息或其他款项，和二、扣除的用途为购买雇主發售给雇员股份的款项。这就恰恰阐明了雇主擅自扣除外劳工资的不正当性。

与此同时，很多的中介公司也没有提供职前训练于女佣，导致雇主在把女佣带回家中后，怨言四起，成为虐打女佣的导火线。其中，也有报道称有些中介公司公然漠视穆斯林女佣的基本宗教权利，不理会女佣对猪肉和狗只的禁忌，甚至不允许他们进行祈祷。当然，必须申明的一点是，外劳不只是界定于女佣而已，这还网罗了在劳苦业业，如建筑、园丘、制造业等的男性外劳。

雇主何必杯弓蛇影？

令人莞尔的是，当人力资源部终于立法改善女佣待遇，规定女佣也有休假权利，却遭到很多雇主的反对。我们必须明白的是，在人力资源部宣布政令以前，女佣并无法享有法律保障的休假，只有马不停蹄地工作。这样的要求怎会是低俗之声，针对基本休息权利的反调至今仍然绕梁不散。

就这个问题，大部分雇主认为这些女佣“很大可能”在周假会学坏、逃跑、甚至“私搭乱交”等。的确，很多事例提出了一个极为严肃且哗变的问题。但基于人权原则为基本的社会正义和社会公正原则，同样是劳工，政府怎能够设下跟《劳工法令》背道而驰的双重标准？要知劳动法的制定是为了保护居于弱者地位的劳动者。所以政府千万不能一方面拒绝《2009年人口贩卖报告》的污名；另一边厢却不积极从执法着手，这样的虚秀，不做也罢。

其实，个人认为《1955年雇用法令》第11章——“家庭佣人”（我把它概括外籍家庭佣人）第57条文已非常偏袒雇主，该条文列明：除了契约条文另有相反明示之规定, 雇佣家庭佣人契约任何一方可以给对方14天通知, 或付给对方等于14天工资终止该契约。不过，如果任何一方有对契约条件不符合的行为, 对方可以不用通知, 或赔偿而终止改契约。因此，雇主又何必杯弓蛇影，认为女佣休假外出容易学坏，甚至偷窃雇主财物、逃跑等是一种“必然产生”的现象。

我们要警惕说，我们抽象去谈各种的可能性都无济于事，整个问题的核心可以从以下几点去处理：

一、采用标准的雇用合约，以确保符合国家及国际劳工标准的保护。其中包括每周享有24小时的休假、最低工资、工作时间、福利，以及安全的工作环境。这或许可遏制那些失去工作机会的外劳所引发的社会问题，由此他们能够按适当的管道解决问题。我想，这日后肯定可以潜移默化国人视外劳为“不定时的炸弹”来印象。

二、建立有效的机制，严惩犯案的雇主和代理，为遇害的女佣或外劳提供法律援助，

三、加强雇佣代理的法规，并成立机制监管。建立一个政府、雇主和劳工三方组成的机制、制定健全职业安全和健康管理制度、进行培训等。这也应当包括代制定理费标准和工作合约等。

四、保障外劳的结社及组织工会的能力，提高外劳对自身的权利认识。

五、女佣或外劳有权保管其护照。执法者应与雇主配合，在外劳工作证到期时如期送他们回国。如逾期逗留，执法人员可对付雇主，这些都是外劳入境后应有的约束及当局应有的执法效率。

外劳是罪案之首？
请用统计数字证明

故很多时候，我们把他们错置在一种道德负面的意识里。再加上政府立法缓慢的推波助澜之下，让他们成为国人口中“低一等”的群体，充分激活了外劳“不是好人”的印象，所以错误地总结成：不应该给他们“这么多自由”的心态。这种自顾不及的紧张感使人们仅限于雇主只专注自己的利益而漠视“他们也是人”思维。因此，国人不应把社会治安恶化完全归咎于外劳。或许汝不能苟同，认为这说法不入耳，甚至荒唐透顶，汝若硬要合理化外劳是犯罪之首的话，请用统计数字来说服大家。

老话一句，加强规划外劳入境马来西亚后的管制比一切更重要。严肃一点的话，我说发展经济须优先于人权保障。换言之，解决外劳脱逃率、犯罪率、卫生状况及管理外劳机制等等，都是一脉相承的治本途径。大家把这些离乡背井的人寓意成“饱而求富”，让他们过着“死里求生”的生活般，这真的很冤枉。

国人应在这个民主化进程的道路上，为劳苦功高的“kakak”或者外劳点亮一盏雪中送炭的灯塔吧。

黄洁媚是法学系在籍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