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西亚维新百日
仿佛移民新国家！

维新百日系列（一）

【本刊特约黄进发撰述】今天是3月8日后的第一百天。不比过去大选后新的权力平衡立即出台，这100天内政治传闻不断，让许多国人感到不惯和不安，大有“树欲静而风不息”之慨。马来西亚人──不管是政治经营还是贩夫走卒──发现自己仿佛移民到一个新的国家，游戏规则不仅异于旧马来西亚，而且还在变化中。换句话说，如果民主转型是一个国家，它并没有原住民，大家都是新移民，都在探索新环境，所以既不敢随便开枪，也不愿对人示弱，仿佛处身在西部片中。

这种忐忑不安的情绪，遇上全球性的粮食与石油危机，让社会强烈望治，对刚刚告别的强人政治产生怀旧心理。姿态柔弱与形势孱弱的阿都拉首相，因而特别不讨好，此刻的民意满意度很可能是历任首相（如果过去都有民调）最低的。这种心理状态对民主化的发展并非好事—俄罗斯在经历第一任总统耶尔新昏庸的八年统治后，竟对强势的前情报头子普亭迷恋不已。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把这100天放在历史的纵深中思量，我们或可看得出新马来西亚的锐变、演化过程，对其意义有更深的认识。

一、摆脱513阴影

第一，马来西亚终于确定“选举决定政权”的游戏规则，摆脱了513的阴影。国阵半壁江山变色，并没有发生族群暴乱，没有发生军事政变，也没有发生1984年沙巴宫廷政变的闹剧。放诸古今中外的历史，政治改变能够维持100天甚至更久，其实并非理所当然。1898年康有为师徒的百日维新，撑了103天，便覆亡于军阀袁世凯的政变。1956年的匈牙利革命，前后只有19天，便迅速为苏联的坦克所碾碎。1986年的斐济大选，一个多元族群的联盟取胜，但是，选后17天，新政府便被一名土著军官所发动的政变所推翻。

马来西亚1969年的新局势寿命更短，选后三天发生暴乱，第四天宣布戒严，第六天政权实质转移到新的党政军权力中心“全国行动理事会”。现在第100天了都还平安无事，说明马来西亚社会已经成熟到能够接受选举的“意外”效果。除非未来再发生严重流血事件，不然以后恐吓伎俩在选战中应该已经破产，甚至只会弄巧反拙。

二、习惯政府不太强势

第二，马来西亚开始习惯没有三分二国会多数的政府。三分二多数本来只是修宪的必要手段，从1959年大选前林苍佑提出马华参选三分一议席以便掌握修宪否决权后，开始被巫统视为马来人政权稳固与否的底线。没有三分二，本来就完全不影响政权的稳定。然而，大选后朝野都不断有人强调国阵丧失三分二的严重性，甚至多于四州的变天，强化了国阵多年以来“三分二多数是政治稳定必要条件”的论述。

许多叶公好龙的“民主派”多年来到大选前都一直强调三分二多数强势政府的弊端，大选后却绝口不谈政府掌握64%议席仍然倒台对民主政治的破坏性。安华如果成功在这100天内拉拢足够国阵议员推翻国阵政府，那么，追求政治稳定的马来西亚选民以后必然会确保执政党取得三分二多数。监督与制衡云云，都会被好政府的人治论述取代。从这个角度去看，安华的失败—到今天为止—正是民主之幸。

三、政治权力关系大洗牌

第三，马来西亚的政治权力关系— 行政、立法、司法；联邦、州、地方；民选机关与非民选机关—正在进行洗牌。马哈迪执政22年当中把政治权力集中于联邦行政机关、把联邦行政权力集中于首相一人的威权政治工程，逐渐被逆转。

民联的胜利与成形，不但催生了暂时性的两党结构，也提升了国会的角色与意义。一些媒体人所不齿的“国会巴刹化”现象，正说明了国会在选民眼中日增的重要性。 另一方面，“林甘短片”已经让司法改革成为第一号“去马哈迪化”工程，而最新陈汉章法官的揭弊象征着不满行政干预的法官在新形势下的反扑。司法机关未来对选举产生的立法、行政两权将有更大的制衡能力，有助于节制民意推波助澜下的滥权，避免民主化进程为情绪所劫持。

中央政府的积弱，也让过去沦为联邦分支的州政府勇于争取本身权力，甚至成为联邦政府的竞争者。在民联州政府当中，雪州不惜每月1100万元的代价强行实施首20立方米水供免费的政策，落实竞选宣言，并设立三个基金来分发雪州资源予州民共度经济难关，与联邦政府违诺削减津贴使油价上涨成了最强烈对比。

在国阵州政府当中，沙巴、砂拉越、登嘉楼等州都凭据联邦政权摇摇欲坠的形势索取了许多财源。可以想象，如果联邦政府继续积弱，所有州政府都会努力扩权。令人遗憾的是，地方政府并未在这民主化过程中取得更大自治权力。掌握州权力的民联政府，尽管在野时高喊第三票，执政三月后完全提不出恢复地方选举的具体时程表。

不幸的是，非民选、非民主机关也也同时在民主化的混沌局面中取得更大的权力。 登嘉楼、雪兰莪、霹雳、玻璃市等州王室介入政治的迹象，对民主化其实是恶兆。可以想象，如果安华与民联走后门上台，其合法性更低，对王室、乃至军队、警方、官僚的抗压力，比起阿都拉与国阵，恐怕只会更低。

四、精神上去“马哈迪化”

第四，与政治生态、体制的变化相呼应的是政治文化的改变，而精神的“去马哈迪化”已是大势所趋。马哈迪22年的威权统治下，民众没有示威的空间，媒体受到打压，法官受到威胁；然而，许多人还是崇拜马哈迪—对许多马来人来说是因为他的马来民族主义、反殖民地主义；对许多非马来人而言则是因为他的强干、务实和他所代表的政治稳定、半吊子的“马来西亚民族”论述。这两种情绪的综合，就是马哈迪成为族群冲突的仲裁者。阿都拉之所以被视为弱势，不只是因为他能力平庸，也是因为他没有“天威不可测”的性格和形象， 满足不了许多习惯了强人统治的马来西亚人的期待。

不甘接受新形势、安华上台可能性的马哈迪，在大选后大肆玩弄马来民族主义，甚至在被挑战后宣布退党。这些动作，虽然给阿都拉造成压力，但是，并没有引起风潮，连他那当国会议员的儿子都不愿响应。而他继续玩弄极端民族主义论述，也逼使马华、民政等巫统附庸党不得不与旧主人划清界限。他过去那套一手煽动马来人情绪、一手用非马来人侍从恐吓非马来人再安抚情绪的手法，已经逐渐破产。

最明显的变化是，示威在马来西亚已经正常化。虽然警方还是视宪法如粪土，随意践踏宪赋公民与政治权利；但是，此起彼落的反石油涨价示威与反《内安法令》的千人游行，都没有再受到暴力驱散。未来，不但示威只会更加频密，而且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其他空间—包括媒体、非政府组织—也正在扩大。吊诡地说，这个“公民赋权”的去马哈迪化过程，公民马哈迪自己也参与了一部分。

虽然媒体比较其执政时期已经有较多自由，马哈迪还是像作法自毙的商鞅发现自己被国阵控制的媒体边缘化，因此在大选后设立部落格作为自己炮打司令部的基地。虽然其部落格吸引了无数粉丝，但是，部落客马哈迪越受欢迎，“去马哈迪化”也就越深入，因为就算马哈迪钦点的人选接了班，这些已经打开的空间已不可能重新关闭。而在扩大的民主空间里，马哈迪的各种政治遗泽只会受到进一步的检视和批判，而不是被神圣化。

五、政策思考趋向短线

第五，马来西亚在民主化的形势下，朝野都出现了政策民粹化、迎合民意、政治形势而不问长期后果的趋势。槟城、霹雳新政府一上台就豁免交通罚单，俨然如封建君主登基大赦天下，完全违反法治规范。雪州政府为了兑现政治诺言，不顾一切确保州民享有首20立方米的免费水供，其政治信用固然可嘉；但是，每月1100万难道没有更值得花费吗？之前要向外劳征收人头税以训练青年的建议，在在说明许多政策并未精细规划。这不纯然是民联政府新手上路之过，因为过去国阵州政府并不乏奇思异想—曾有一位吉打州州务大臣要建议在屋顶上种稻。

公共政策不周全、失误的问题，严格来说在于过去威权统治下，政党忽略政策研究，而一味以讨好、煽动民意为能事。看看朝野、联邦与州智囊机构的数量和资源之少，就可见问题症结。这个结构性的问题在民主化的脉络中很可能只会恶化，因为政治形势变化太快，让朝野政党急于克服不稳定因素，只求治标不求治本。以国阵联邦政府对沙、砂两州所作出的妥协来看，这两州固然长期受到忽略与边缘化，应该得到更多拨款；然而，增加议员可支配的选举发展金，是不是就能够确保这些金钱最有效地利惠当地民众？回到油价上涨的问题，国阵政府不能同时提出有效、完整配套，而不断在事后补救，说明政策制定的草率。然而，安华这位新自由主义的奉行者，喊出上台后油价回跌的承诺，是否可信？会不会与他其他政策产生矛盾？就算安华真的言出必行，这是真正对症下药吗？

下一个100天会怎样？

清末的总理大臣曾经慨叹中国遇上“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3月8日之后的马来西亚未尝不是遇上“数十年未有之大变局”。被压抑了数十年的民意，今天逐渐被解放，未必是现有的政治、社会、经济体制所能及时因应的。

如果说3月8日是一场海啸，我们就应该要有面对余震的心理准备，以便处变不惊，不会慌不择路。可以确定的是，你身为今天的公民，比3月8日之前，已经有了更多的政治实力。你知道你的力量吗？你知道你的目标吗？这不再是一个有伟大船长领航、在被保护的港湾里环行的游艇。我们已经进入了新的水域，处身在民主化的蓝色海洋当中。你想好了下一个100天要去那里了吗？没有？小心，不要被人卖去荷兰！

黄进发是英国艾塞克斯大学比较民主化博士候选人，现任私人大学讲师、维护媒体独立撰稿人联盟主席。黄进发设有中文部落格《匈奴未灭》及英文部落格People are the Bos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