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自由运动民主运动共存
垄断者需调配资源共享利益

【本刊林宏祥撰述】尽管媒体大亨张晓卿正式收购南洋报业集团、继而垄断本地中文报市场，是早在2006年底就完成的霸业；然而，事隔一年后，媒体从业员、学者继续探讨、争议“媒体被垄断”以后的进展，检验“垄断”行为对阅听人的利与弊。

倘若垄断者擅与调配资源，把垄断行为所扩张的效应，与公众分享，如媒体垄断者拨出资源，发展挖掘真相的调查报道，会否更助于推动社会民主自由运动？然而，纵观四大中文报归属张晓卿后，报章反而多了吃喝玩乐、猜谜语游戏等琐碎版位，甚至有渲染社会课题、回避民主议题的趋势，自引惹非议。

策略资讯研究中心（SIRD）昨日在吉隆坡优质酒店（Quality Hotel）举办《媒体与社会变迁》研讨会，其中一场题为“纵观马来西亚中文媒体之角色与挑战”的座谈中，新纪元学院媒体系讲师傅向红、ntv7新闻组监制黄义忠以及《星洲日报》副总编辑郑丁贤就为此课题争论。

自由竞争下占87%市场算垄断吗？

有别于郑丁贤将马来西亚华文报刊放置于“球土化”（全球化与本土化的结合）趋势作为开讲的脉络，傅向红主张本土的“新闻自由”运动无法置外于“自由民主”运动，两者属于共存的关系。

傅向红（右图）先将本地媒体归纳为三种模式，即国营、党营以及私营，然后从私营的模式厘出自己观察的四个阶段，即从文人办报（19世纪末－20世纪初），到家族办报（1920年至1980年），再进入多家财团经营（始于1990年代前后），然后逐渐演变成2001年后的财团垄断。

张晓卿的收购行为是否符合“垄断”定义，一直以来是备受争议的课题。傅向红在界定“垄断”定义时，提出数个标准，包括有者主张“以市场占有率多寡（张晓卿旗下媒体集团占有87%的中文媒体市场）”来下定义，尽管此定义也遭惹非议。

无论如何，她认为张晓卿的收购行为，符合了“垄断”的其他定义。她说：“当然，如果我们看‘垄断”的定义，可以发现其基本原因是‘进入屏障’（entry barrier），也就是说，所谓垄断者，指能在其市场上保持唯一卖者地位，是因为其他企业不能进入市场并与之竞争之情形。”

“第一、张晓卿旗下媒体占有87%的中文媒体市场，是联合执政党马华公会收购南洋报业后达至，并非透过自由竞争取得，明显违反了公平、自由竞争的原则，应予以严厉谴责。第二、星洲集团联合南洋报业，打压《东方日报》的销售网络，是在防堵竞争者进入市场，也可以说是破坏了自由竞争的机制，同样应予以严厉谴责，因为此举违反竞争的行为。”

诚然，她也提出自己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即倘若未来媒体改革运动成功修改/废除特定法令、制衡国家行政权力，去掉政治权力干预市场运作所形成的进入障碍，各类新生媒体得以自由进出市场时，我们要如何定义“垄断”？

她说：“假设某媒体集团透过自由竞争达至87%市场的占有率时，还算不算垄断？多少的市场占有率才是有害竞争、伤害多元？”

好处全归垄断者不正当

台湾政治大学新闻学系系主任冯建三在回应此问题时就说，其实世界各地的法律，对“垄断”本身并不处罚，而是处罚“滥用”垄断的结果。他说：“垄断的好处全归垄断者享受，这个也并不是正当的。我们是说，如果垄断扩张一个效应，大家分享，这也不是太坏的事情。”

他也承认，在大多数国家，要垄断者将霸业吐出来并非易事，倘若在自由竞争情况下才达致的垄断结果，更不容易，因为垄断者在打倒对手前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他说：“它把（对手）击倒了，它会说‘我前面杀得很辛苦’……”

但是，冯建三（右图）援引西方传媒大亨梅铎（Rupert Murdoch）收购《华尔街日报》时如何信口开河的先例，建议向垄断者约法三章，如完成企业合并或垄断后，若非出现经济收入的问题，则不许裁员；拨出更多的资源，作调查报道等。

黄义忠在最后总结时，也提出星洲媒体集团较其他报社拥有更多资源、更好的条件发展挖掘真相内幕的调查报道，然而却把资源浪费在猜谜语游戏、吃喝玩乐等的版位上。

郑丁贤：跨越政府界限

以“抗衡西方媒体”之名铺述垄断中文报行为的张晓卿，在垄断以后旗下媒体报道尺度的“不增反减”，也成为主讲人争议的课题。在回答“主流媒体与非主流媒体自我设限的程度”问题时，郑丁贤就声称中文报的报道尺度跨越了政府所要设下的界限，惟基于政府控制而无法更网络媒体相提并论。

郑丁贤说：“比较而言，不管是在Bersih（净选盟）的课题、Hindraf（兴都权力行动力量）的课题，包括在很多法庭对宗教的判决，我想中文报，包括《星洲日报》在处理这些课题上，往往它所迈进的步伐，都跨越了政府所要设下的界限。这也是为什么政府一直认为中文报是反政府的原因。”

他继续说：“我想，如果有收集资料，大家可以从报道与评论里得到实证，而并不是我想在这里作没有意义的辩护……包括说我们支持Bersih、我们同情Hindraf……，尤其我们的尺度，很大的程度上超越了马来报与英文报。我们不能跟网络媒体来进行比较，这是国家控制的问题。”

无论如何，傅向红在回应郑丁贤（左图）时则说：“我觉得四大报跟《东方日报》比烂的话，那当然四大报是办得非常好。但是我不认为（四大报）应该跟《东方日报》比烂……比起《东方日报》，四大报肯定刊登更多的在野党新闻，但是不是刊登在野党新闻比较多，就证明比较好，我想不一定的。”

她举例，早前《星洲日报》将小盈瀛课题放得很大，却将律师公会的“公正行”淡化处理。另外，尽管对一些评论人作人身攻击不以为然，然而还是坚持《星洲日报》“沟通平台”栏目的处理方法不光彩，四大报封杀ntv7节目简介的行径，更让人有感四大报“自甘堕落”。

“绝对客观报纸没存在价值”

至于有出席者提及中文报如何塑造读者思维、继而如何将观点延伸到马来社会，郑丁贤则答说：“我想这个思维模式和价值观，中文报的思维模式与价值观是比较不一样的。当然跟其他比较独立的媒体一样的是，我们的思维模式与价值观当然是建立在我们怎样去办一份独立的、公正的、客观的报纸，（这）是一个比较普世的标准。”

他继续说：“但是我想，在现实上，没有一个媒体是绝对独立的，或者是说绝对客观的。我想，一个绝对独立或绝对客观的报纸，它实际上并没有太大的存在价值。任何一个媒体，它代表某种特定的思维或价值观。在中文报这方面，我想我们不能够完全脱离说，中文报它跟整个华人社会、华人的一个比较大的利益范围，这样的一种结合。所以很多人，包括政府说为什么华文报要突出很多属于华人权益方面的课题，我想，如果华文报把自己摆在一个‘它是一个全民的报章’、我只是属于一个没有特定立场的角度的话，这是不太可能的。我想，华人社会，或者华人阅听群众，也不可能会去支持这样的一份报纸。”

“所以对华文教育、华人政治与华人经济权益等等这方面，华文报始终是跑在一个前面的、带动的角色。可能你认为说，我们要讲的是一个，或者我们应该提倡的是进入一个跨越族群的、一个非种族化的、非族群化的一个时代，我们不要再谈论这个东西，但是我想这个是建立在以后、未来，当马来西亚整个的政治结构已经把所有的种族问题给淡化了、解决了、给消弭了之后内，我们才进入到那个水平。所以到目前，我想所有华文报都有华文属性比较大的一个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