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甸政治中的佛教因素

【本刊特约唐南发撰述】缅甸军政府因为在今年八月大幅度调高汽油价格，最先是引发民众上街宣泄不满，在当局严厉打压之后，情势一度让人有回归“正常”的感觉。孰知到了九月，连僧侣们也按耐不住，成群结队走出佛寺抗议政府的压迫。这下军人政权感受到的压力更大，终于不顾国际社会反应，祭出枪杆子对付手无寸铁的出家人，叫人愤慨。

在任何一个宗教色彩浓厚的国家，执政当局因为贪污，腐败和滥权导致民不聊生，若是只有一般民众上街，情况或许还是独夫们所能掌控的。可是，一旦连圣职人员（恕我暂用这个源自基督教的字眼）都加入示威的行列，其所形成的社会，政治和宗教压力就非同小可了。因为执政集团搞的是极权政治，极度缺乏合法性，因而需要靠宗教的外衣来掩饰其心虚。

在菲律宾，马可斯总统固然标榜其天主信徒的身份，却长期仰赖军队的效忠来维系独裁统治，当民众见到辛海美主教（Cardinal Sin）也走出教堂登高一呼，倒马运动马上如虎添翼，彻底揭穿了独裁者的宗教面具，成功完成第一次的人民革命。

小布什以上帝确立合法性

美国也是如此。我们都知道小布什总统2000年参选要在繁复的司法程序之后，才获得最高法院裁定为合法胜选，而且还是靠选举人票当选的，因为赢得选民多数票的是民主党的戈尔。因此，小布什一上任就意识到民众对其合法性存疑，才在911事件之后不断突出上帝在他生命中所赋予的使命，以扫除来自民间任何可能的疑惑。

著名自由派基督教学者华理士（Jim Wallis，右图中）就在《危险的宗教》（Dangerous Religion）一文中说明小布什如何把上帝注入其帝国议程，使整个画面大翻转。自此，批评小布什就被总统身边的文棍视为“反美”，他们本身的行径却是充满“理性”。

但在拉丁美洲的尼加拉瓜，政教的互动却充满张力。在西班牙殖民时代，天主教代表着的是皇室的威信；即使后来独立了，教会依然选择同执政的保守势力合作以保障自身的既得利益，也更加同贫苦的群众脱节。直到后来索摩萨家族（The Somozas）政权为了对抗桑地诺的革命运动（The Sandinistas），不惜利用教会进行一系列恐怖反击，迫使许多主教在资源馈乏的情况下进入乡村和山区，和基层重新建立了联系。主教当中甚至有人加入桑地诺，试图落实解放神学（liberation theology）。1979年，这些最初被罗马教廷视为“分裂份子”的主教在很大程度上起了宗教领导作用，协助桑地诺结束了索摩萨家族的政权，更部分恢复了天主教在民众心中原有的地位。

我举这些例子，是因为它们和缅甸当今的情况有许多相似之处。很多人其实忽略了缅甸在1948年独立之时，整个国家的成立是英国殖民者一手策划的，当中包含了七个少数民族的区域，即掸邦（Shan State），克钦邦（Kachin State）,克伦邦（Karen State）,钦邦（Chin State）,克伦尼邦（Karenni State）,阿拉干邦（Arakan State）和孟邦（Mon State）。

这些地区和缅甸其他七个行政区（Divisions）最大的不同是绝大多数的民族并非缅族，也不都信奉佛教，例如阿拉干邦就有不少信奉伊斯兰教的洛兴加人，而大部分的钦、克钦和克伦族人，至少在名义上是基督徒（注一）。就算是佛教徒占多数的孟邦和掸邦，大部分的民族也并非缅族，而是据说和中国的苗族有族裔关系的孟族和同傣族同源的掸族。

利用佛教巩固势力

独立以后的缅甸确实曾经存在过民主政治，但以缅族为主的政权为了巩固本身的势力或打倒对手，乃利用佛教作为选举策略，所以政治人物不时突出自己作为佛教捍卫者的身份。此外，少数民族地区的领袖也日益不满中央政府不断收编地方权力而试图抗衡，一再提醒仰光根据1947年所制订的宪法，这些地区有权在十年间重新检讨合并条件，甚至脱离缅甸联邦各自独立。

政治纷扰中，一些同样不满少数民族领袖和仰光合作的人，就率先走入地下展开武装斗争，其中起带头作用的是“克伦国民解放军”（Karen National Liberation Army），是为缅甸少数族群起义的滥殇。（最初得到日本侵略者支援抗英的缅甸共产党固然是该国近代历史上的第一支革命军，但缅共并非为单一族群更不是为宗教而战，所以不在此列。）。

因此，独立以后，缅甸的文人政府始终面对缅族中心地带（the Burman heartland）内部的政治挑战，以及周边少数民族的政治和武装斗争，益发凸显佛教的象征意义，连原本世俗的第一任总理吴奴也在后来诉诸其宗教情操，一旦面对乱局就宣布要到佛寺闭关静修，过后在国会宣布佛教为国教，甚至在成为第一个以总理名义捐筑佛寺的领袖，为往后执政的军人独夫开了先例。

（这种情况和1957年以后的马来亚及1963年以后的马来西亚极为类似，今天巫统和回教党对国家宗教化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似乎这是一个多元民族和宗教的国家所不能避免的厄运？）

尼温将军在1962年透过军事政变上台之后，固然采取闭关锁国的政策，但并没有放缓宗教国家化的步伐。相反的，因为意识到本身极度缺乏合法性，尼温甚至提倡“缅甸特色的社会主义”，重点之一就是注入极多的佛教元素，包括建立新佛寺和学院，更把有影响力的佛教僧侣招揽为顾问，给予善待。与此同时，尼温为了加强对佛教的监控，于1980年代开始强制所有僧侣必须注册他们的佛寺和住所，使缅甸佛教同军国主义时期的日本神道和纳粹时代的德国帝国教会无异。

对同独夫结合的宗教领袖的反叛

1988年靠镇压民众起义上台的军政府依样画葫芦，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官方喉舌《缅甸新光报》充斥着执政集团领袖丹瑞将军造访和捐献佛寺的新闻，而我个人所接触到的缅甸个案中，就有少数族群，尤其是钦族少年被军人强行带到佛寺上课的案例，也曾发生清真寺遭官方的佛教僧侣攻击，而警察却袖手傍观的事件，更有前缅族佛教徒士兵因为良心受到谴责，在逃离本国之后，和盘托出当年他如何屈服于上级压力向手无寸铁的民众开枪的残酷事实。

2004年军政府在仰光举行世界佛教大会，就遭到海外缅族和缅甸的其他佛教运动份子严厉批判是假冒伪善；那些人在国内却拒绝参与任何筹备工作的僧侣和尚们，则受到当局的监督甚至软禁。

近日报章媒体大量刊载缅甸民运的新闻，但我们除了看到他们勇于对抗残暴的军政府之外，也应该看到这是他们对同独夫结合的宗教领袖的反叛；毕竟在长达数十年的军人统治之后，确实有不少僧侣成了特权阶级，他们的腐化一如罗马教廷黑暗时代及拉丁美洲国家极权统治时期的主教们，透过政教合一来维系自身的利益和地位。

这些勇气可嘉的僧侣，除了是感受到国家社会生活条件每况愈下的压力挺身而出之外，更重要的是对宗教特权阶级发出警告：不要再成为践踏佛教和民众的帮凶，应该恢复僧侣和尚当年参与反抗英殖民统治的优良品质和传统。

注一：对这段历史感兴趣的人可以参考以下几本书：The White Umbrella: A Woman’s Struggle for Freedom in Burma （Patricia Elliot）; From the Land of Green Ghosts （Pascal Khoo Thwe）和 Burma: Insurgency and the Politics of Ethnicity （Martin Smith）。

唐南发是英国伦敦大学国际政治系硕士，现任联合国难民专员署难民鉴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