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尔文物种起源译本遭禁？
禁书范围扩大威胁自由空间

【本刊陈慧思撰述】达尔文的《物种起源》（The Origin of Species）一书是生物科系重典，书中提出“进化论”（theory of evolution）的也是生物学生必读的理论，可是，《物种起源》的马来文版本，竟为国安部列为禁书？界限模糊及无限扩张的禁书措施，进一步威胁我国的宗教和学术自由。

回教、评述回教乃至与不符回教基本教义的书籍首当其冲，查禁数量有增无减。此现象不仅令担心国家越趋回教化的非回教徒担忧，也引发民间回教组织的忧患。早前回教姐妹组织（Sisters in Islam）曾致函国安部表达它的担忧。该组织在信函中表示：“言论的空间越来越狭隘，马来西亚读者被禁止接触享富盛名的出版社如牛津大学出版社（Oxford University Press）出版的著名学者和作者的思想和辩论。”

继著名回教学者卡伦阿姆斯特朗（Karen Armstrong）的两本著作《神的历史》与《穆哈默德先知传》被禁之后，来自印尼、F.susilohardo Basuki Hernowo着／译着的马来文《物种起源》（The Origin of Species／Asal-usul Spesis）也被编入国安部最新一批禁书名单当中。《独立新闻在线》尝试致电国安部部长胡亚桥和国安部办公室，以证实被查禁的《物种起源》是否达尔文代表作《物种起源》的译本，可是，胡亚桥并没有接听电话，国安部总机则一直没人接听。

国安部出版与可兰经文本管制组（Kawalan Penerbitan dan Teks A-Quran）查禁学术类宗教书籍以及科学著作的举措进一步窄化我国的自由空间，回教党党报《哈拉卡》（Harakah）总编辑阿末陆菲狄（Ahmad Lufti）、马来西亚人民之声执行主任叶瑞生、维护媒体独立撰稿人联盟秘书曾剑鸣今日接受《独立新闻在线》电访时皆促国安部公布禁书标准，及设立监督与检讨机制，以免宗教沦为当权者的政治手段。

促国安部公布禁书理由

《1984年印刷机及出版法令》第七条款赋予国安部长“绝对审核权”，第九条文则授权部门官员在马来西亚关口禁止“不受欢迎出版物”（undesirable publications）－－被视为会威胁公共秩序、道德风气、国家安全与利益的书刊入境，即使还未被圈定为“禁书”。因此，国安部拥有绝对的权力列任何书籍为禁书。曾剑鸣（右图）质疑，在法治社会，部长的决定是否可以免于司法干预、行政权力可以大至控制人民的思想。

曾剑鸣表示，马来西亚是个法治社会，因此任何行政单位推行任何法制措施，大至政策、小至命令，都需要提出理由。因此，颁布禁书的国安部出版与可兰经文本管制组理应公布禁止发行相关书籍的理由。

早前回教姐妹也致函国安部，呼吁后者公开禁书准绳。阿末陆菲狄接受《独立新闻在线》访问时也提出，国安部宣判某本书为禁书时，应该提出查禁理由，以便外界可以据理辩护。

无仲裁机制作者无处申诉

叶瑞生表示，国安部查禁书籍的方式极为封闭，事先并没有通知作者或予以作者辩解的机会，宣判查禁书籍之后，作者也没有申诉及寻求仲裁的管道；由于过去皆无人入禀法院挑战国安部的决定，国安部查禁书籍的界线和标准始终无从确立。

他说：“由于没人上庭挑战国安部的决定，因此赋予了国安部很大的权力去诠释法律。根据法令，任何违反公共道德的书籍都可以被查禁，但是怎样才算是‘违反公共道德’？查禁的界线在哪里？我们始终不清楚。”

我国淡米尔文作者阿鲁姆干（Arumugam Kalimuthu）所著的《3月8日》（March 8，右图）一书遭国安部列为禁书，他今日接受《独立新闻在线》电访时表示，国安部于去年11月21日在宪报上宣布该书为禁书，可是直至今年1月19日在《当今大马》浏览有关禁书的报道时，才惊觉此书遭禁；国安部查禁前后并没有接洽他了解情况，也没有予以任何查禁的理由。

问及他认为国安为何要查禁《3月8日》，他说：“书内的全部东西！为什么？因为我在书里说政府没有扮演好其角色，遏止甘榜美丹（Kampung Medan）惨剧的发生。”2001年3月，雪兰莪州甘榜美丹发生印裔与马来人冲突事件，导致六人丧命及60人受伤。

他透露，他在年轻人权律师云大舜的协助下，正准备致函国安部投诉及入禀法庭挑战国安部的决定。

禁书说明当权者信心不足

曾剑鸣接受《独立新闻在线》访问时提出，当权者禁止特定书籍的发行，曝露了当权者对文化及思想辩论信心不足的心理。他说：“你是有可能错的，让讯息流通可以让人指正你的错误，即使你是对的，你也需要知道你对的理由。禁止辩论，等于无法让人看出对错，也无从得知自己为何对，非但伤害了言论讯息的流通，也伤害了信仰。”

曾剑鸣认为，禁止宗教辩论非但无法捍卫宗教信仰，反之削弱了信仰的基础，令宗教信仰沦为盲目的教条以及主观的认定。

此外，他指出，宗教和政治是两个截然不同的领域，宗教追求真理，而政治的主轴是权力和资源的安排，政治背后隐含着垄断霸权，乃一个必然的恶，以政治力量来干预信仰，会令信仰成为政治的附庸。

叶瑞生（左图）认为，宗教课题应允许各门各派自由批判，倘有不满，应透过文字进行反驳，而非遏止特定派系的思想的流通。他指出，禁书事件非但勾引出马来西亚越趋回教化的问题，也曝露了回教内部特定派系的声音被掩盖的问题，此现象反映出，权力单位利用宗教为政治服务，达到维护回教徒的团结、巩固当权派政治势力的目的。

担忧对回教产生负面影响

身为回教徒的阿末陆菲狄一样对国安部禁书的举措非常反感，并置疑国安部禁止特定书籍、杂志和报章的发行，是否出于其它利益考量。

他担忧，该部严查回教书籍以及与回教基本教义相悖的书籍，会令人对回教产生负面看法。他个人认为，查禁书籍并非一个健康的举措，纵然书籍内容与回教教义相悖，如与回教的创物论相悖的进化论，也应有存活的空间，以便社会可以通过辩论辨明真理。

他说：“对我而言，只要不是侮辱回教，那么纵然一些科学和学术理论违反回教教义，也是不应该被查禁的。回教并非一个封闭的宗教，我国回教社会相信也已经有能力面对各类对回教的批评。”

谢春荣也反对禁书的举措，他认为，开放的社会应该百无禁忌，纵使五级色情片也不应该被禁；由于禁书的标准必然是主观的，因此，权力机关往往按一己的需要，随意制定出版与发行条件，以致容易出现标准不一的问题。